邱兵｜麦田里的守望者
1990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文汇报》的丁曦林老师看到我歪在办公室的躺椅上读让-保尔·萨特的书，就善良地问我：“读得懂吗？”
我也真诚地回答他：“读得懂……个锤子。”
他就善良地扔给我一本叫做《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书，说：“你读读这个正好。”
这个书里有一段话，过去的三十四年里，我每年都把它拿出来重新复习一遍，这段话叫作：
“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像，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抓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抓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The Catcher in the Rye》（《麦田里的守望者》）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引入中国，“Catcher”本来是棒球队的“捕手”，不知怎么被译作“守望者”，烙着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印。
我在波士顿西边的大农村万宝路镇断断续续住了一年半，小镇的西边有大片的麦田，它时而在秋夜的月光下轻言细语，时而在冬季风暴中狂躁地呼号，不过，有关我们的人生应该活成啥样，它没给过我答案。
今天要聊的事儿都发生在2024年3月10号这一天，波士顿乍暖还寒的24小时。
所有的一切都从我们一家三口等待家里8年级女同学的高中录取通知开始。
女儿读书的这个初中，有7、8、9三个年级，一般情况下，学校希望中国留学生读到9年级再去申请高中，不推荐8年级就闪人，留学中介的朋友也大致是这么个建议，至于，为什么本地学生可以，日本学生韩国学生可以，我他妈怎么知道。
总之，实话实说，我们家三个人都没有去认真踏实地研究这事儿，家里女同学8年级就申请了3所高中，还都是几所非常热门的好学校。
开始我们的想法都是，升得了就升，升不了就当练练手，9年级再正式申请，所以，中介也没请，一切DIY（自己动手）。
练手这件事儿吧，练着练着就容易当真，练到去年圣诞假期，我们已经默认今年走人，以及，搬家。
3月9号的晚上，女儿和妈妈睡得都挺香，只有我没怎么睡着，一方面刚刚从上海飞过来，还在倒时差，另一方面，突然觉得有点紧张，8年级女孩顺利了十四年，会不会需要经历一点挫折教育。
3月10号这天上午，三所学校一大早就发榜了，家里8年级一个offer都没拿到，全部在waitlist（候补名单）里面，说是候补，也就是一个体面的拒绝。
这个上午是一段糟糕的人生体验，家里8年级女生从小就比较独立、优秀，我们很少真正操心过她的学习和生活，或者说，主要是为她鼓掌喝采为主。这一次，很不一样，她必须要面对美国留学两年的最大收获：“失败。”
在经历了父母为她安排的比较好的教育之后，她学到了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她，以及这个教育下的傲娇的男孩儿女孩儿们，未来99%的机率，仍然只是一个普通人。”
家里8年级申请高中前，我们曾经在饭桌上讨论过罗伯特·彭斯，当然不是讨论他写的古老的歌谣《友谊地久天长》，而是关于他的另一首诗，《要是有人遇到别人在穿越麦田》，这首诗被引用在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作为书名。
我们一起读了彭斯的诗歌，又一起读了塞林格的小说，在我第一次读它三十四年之后。
8年级同学最喜欢书中的一句话是：
“我经常要对别人说‘很高兴见到你’，尽管我见到他们根本不高兴。”
我最喜欢书中的一句话是：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塞林格在1951年借中学生霍尔顿的嘴说，爹妈就想让他门门课A+，举止得体装孙子，进一个叫安多福的牛比高中，然后，读哈佛耶鲁当精英。塞林格说，所有这些所谓完美人生规划的背景墙上，都被有些坏小孩涂鸦了一个单词：Fxxx！随便怎么擦都擦不掉。
塞林格肯定没想到，七十三年后，爹妈们、优秀的娃们，仍然怀着同样的纯真的梦想，甚至，希望孩子进的仍然是同一所高中，安多福。这真的不是玩笑，这是一个无休无止的事实。
我得说，看上去，家里8年级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接受了这次毫无亮点的失败，以及，“龙年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个爸爸一直唠叨的宿命。
3月10号的中午，一家三口还要去女儿的小提琴老师阿德里安家吃饭，阿德里安和女儿相处了两年，友谊深厚，连带我和太太都成了阿德里安的朋友，阿德里安究竟是教会了她音乐，还是教会了她如何面对艰难的人生，我想应该是兼而有之。
音乐家阿德里安是中国香港和泰国的混血儿，他的人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励志故事。简单地说，阿德里安是一个残疾人，只有一只左手，但是他的小提琴水平很高，参加过加拿大冬奥会的开幕演出，他自己的老师更有名，叫作伊扎克·帕尔曼，也是一位残疾人，他演奏过一部有名的电影的主题曲，叫作《辛德勒的名单》。
这次是阿德和她的未婚妻在家做饭请我们。阿德里安的婚礼将在今年十月举行，未婚妻是个白人女孩，非常美，个子又高，是个建筑师，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说她和阿德里安很有缘，因为建筑就是流动的音乐，我老婆翻译给我听之后我忍不住夸她真能掰。
阿德的未婚妻一共搞了三道菜，一个是自己做的饼干蘸着自己做的牛油果酱吃，第二个是芹菜色拉，第三个是芝士和鸡蛋和几种不明物体一起搅拌烤出来的像巨型蛋塔一样的东西，都不错，但这口味对重庆人来说比较艰难，或者说吃起来对人生很绝望，无法言表。我本来以为泰国血统会不会跟冬阴功汤能够扯上点关系，事实证明我在很多问题上都是中国式思维，重庆式思维。
吃饭的过程中阿德又关心了一下女儿升高中的事，听说一个offer都没拿到，忍不住叹口气说：
“真是沮丧。”
我说：“卧槽，谁说不是。”
不过在阿德里安眼里这似乎不是一件事儿，或者说，他的人生所经历的，这种事都不在讨论之列，他只是安慰说他的中国学生反正都是9年级才升上高中的。话题很快转移到了他在中国的演出，他在香港、广州、成都演出过，感觉非常棒，但是上海还没有去过。
我说如果没去上海演出过，基本就不能叫去中国演出过。
“哦！”阿德里安说，“真是沮丧。”
这哥们儿沮丧了整一顿中饭。然后我们告诉他们夫妻俩，尽管某人的升学延后了一年，但是由于我们的搬家计划已经执行了一大半，所以，只能继续搬，再过两周，可以邀请他们来我们新家作客，届时请阿德里安和女儿在新家共奏一曲，爱米粒儿说她会把新家布置得像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一样。
“哇，简直太棒了！”阿德夫妇兴奋极了。
3月10号的下午，我们仨又赶去了新家，一堆的体力活。新家离波士顿的最中心已经只有二十分钟车程了，比之前的大农村可方便了不少，基本实现了外卖自由，中餐日餐泰国菜越南米粉都有送。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重庆人，生在长江边，所以我住的地方要不在河边，要不就在坡上。这回，新的社区建在一个小山坡上，我们的家，位于社区的制高点，一块大岩石上，可以观察每家每户的园子里都在干啥。
简单瞄了一下，这个社区主要还是以朴素的劳动人民为主，第一次搬东西进去，就碰到了右面的邻居，一个中东面孔的中年男子，在他的园子里修理树枝，看到我和太太搬东西，老远跑过来问要不要帮助，我说不用了。
然后各自自我介绍，我说我来自中国上海，名叫Bing，对方不懂装懂地频频点头，然后介绍说自己叫&*$￡%*#，来自伊朗。
我说：“真好！”
伊朗这个单词我是真听懂了，心里想：“哦，册那，这么巧。”
为了表示我真的听懂了，我本来想说，《一次别离》和《小鞋子》都是好电影，但是我讲不了这么复杂的英文。
整个下午最重要的工作是装窗帘，特别是客厅里两幅巨大的落地窗帘。安装的工人叫迈克，白人，秃头，干活儿动作慢，但用我家爱米粒儿的话来说，也有优点，叫“肯动脑筋”，这边蓝领收入挺高，肯动脑筋的没两个，跟中国工人比笨出天际。
窗帘是淘宝上买的，从中国义乌运过来，其中一扇落地窗的一根金属横杠在海运途中压坏了，导致遥控器操控不了。迈克一直蹲在那修，修了半小时，竟然，开始有了点作用，窗帘运行到一半，最后还是卡住了。
他说：“Fxxx，我肯定能修好！”
爱米粒儿说：“别麻烦了，我拍个照片给商家留个言吧，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忙再寄一根。”
迈克说：“那又得好多钱。”
爱米粒儿说：“一共就没多少钱。”
中国时间的凌晨四点半，窗帘商家的小哥竟然一秒回信：
“姐，我再给你寄一根，不要钱的。”
这一系列令人泪流满面的骚操作肯定把老迈克搞晕了，他问爱米粒儿：“可以告诉我这两扇大落地窗的电动窗帘到底多少钱吗？”
爱米粒儿说：“500美元。”
老迈克这次下巴差点掉地上，他说，卧槽，你要是在这边买，这边的孙子不收你5000美元我他妈迈克的迈字倒过来写（意译）。
总之一直到太阳落山，老迈克都在一边干活一边创作一首民谣，叫作“我要去中国倒卖窗帘”，啊，义乌真好，一个神奇的地方，我爱死它了，另外，爱米粒儿，千万不要忘记把链接给我！
8年级一直在园子里研究小松鼠，晚饭的时候，她正式宣布，波士顿的树松鼠并不冬眠，只是减少活动而已，这是她从一月初最冷的时候第一次到这里来，一直研究到三月上旬的成果。
她指着园子里一棵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树说：
“松鼠的窝就在那上面，直径大约半米左右，由树枝、树叶、松针等构成，它建在两根大的枝干的交叉处，可以解释为什么冬季风暴也没有摧毁它。我想在园子里放个小篮子，里面放各种坚果，它一定会来的，就是不知道巧克力可以放不？”
爱米粒儿说：“你都快没书读了，还忙着研究松鼠。”
爸爸说：“要是一辈子研究松鼠还不饿死，幸福指数肯定不低。”
爸爸说：“一个人能够在十几岁的时候，收获一个不大不小的失败，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你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扭转局面，这话，将来你一定会格外认同。”
8年级说：“不用安慰我，我心理素质比你们想像的要好。但是，不赞成把失败描绘成自欺欺人的幸运事情，成功肯定比失败更让人愉快，一个人一辈子从来不失败肯定健康长寿。”
爱米粒儿说：“一个从来不失败的人是一个巨婴。”
3月10号的晚上，我们最后再回到万宝路镇的老家住一晚，第二天正式搬家。
晚上11点左右，扔完最后一批垃圾，忍不住绕着小区转了一大圈，几天前，物业还发邮件给我们：“最完美的客人哪，怎样才能留住你们？”爱米粒儿回信给他们：“如果我们的女儿不长大的话，我老公肯定愿意一辈子住在万宝路镇。”
我在新英格兰庄严的松树下漫步，夜空中下起了小雨，天色越来越暗，差不多所有人家的灯都熄灭了，山后面那条小溪里的流水，往常总是悄无声息、轻言细语，今晚却是翻腾不止，劲头十足，好像在高唱着古老的歌曲《友谊天长地久》。
这个晚上，我在万宝路镇睡了最后一觉，天快亮的时候，做了一个冗长的梦，我梦到1976年，也是龙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在南温泉参加重庆市中小学生夏令营。营里有三个最小的孩子，都是8岁，我、一个叫“勇”的男孩、一个叫“夏”的女孩。每天下午的游泳课，我们三个不会游泳的小孩都被扔在浅水区自己玩。“勇”一直把水往“夏”的脸上身上浇，一刻不停，直到她无法呼吸。我向老师报告后，老师只是笑笑，“勇”也笑笑。
我在梦里一直想张嘴说，这是不对的，但是我的喉咙发不出声音。
一天下午“夏”在走廊里对我说：“我们逃回家吧，就今晚，偷偷的。”我说：“好的。”
闷热潮湿的夜晚，我们从南温泉出发走了半个小时，走到一个叫自由村的地方，然后，再也走不动了，总之，在梦里再也迈不开腿了。我说我们回营地吧，我有更好的办法。
第二天游泳课经过深水区的时候，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然后拖着叫“勇”的男孩跳了下去。我们俩被救上来的时候，感觉都快死了，“勇”掉下去的时候更仓促，鼻子呛出了鼻血，泳池里鲜红一片，非常恐怖。从这一天开始，他再也没有靠近过我们。
我在梦里度过了好多年，我梦到和一个做互联网的大佬坐在一起开会，他反复地、一刻不停地说，要把对手拖进深水区搏斗。开会的人都昏昏欲睡，兴致不高。只有我一个人听到深水区的时候，微笑着回应他。
梦醒了，我的两条手臂非常酸疼，不知道是搬家累的，还是在泳池里一直划呀划呀划呀？
这是梦吗？记不清楚了。差不多四十多年前，仿佛发生过，半梦半醒，模模糊糊。
新的一天开始了，天气很好，艳阳高照，万宝路镇的麦田闪着金光。
邱兵
重庆巴南人，李植芳老师的儿子